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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養山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開拓者之一，在中央特科工作時間最長，兩次掩護賀龍，發展了我黨首個在敵人情報系統高層的特工，與敵人斗爭十數載從未失手，被稱為“福將”。
好友入“中統”，慧眼建內線
1927年，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，由周恩來直接領導，從事情報和保衛工作。1928年，國民黨中央在組織部內設立黨務調查科，即后來的“中統”。當時，上海黨組織全部轉入地下，陳養山完成掩護賀龍的任務后無法找到關系，只好回到老家浙江上虞。1928年春節后，因組織農民暴動失敗，陳養山潛回上海，住在鮑君甫家，并在一家報館謀生。
鮑君甫，又名楊登瀛，18歲赴日本留學，回國后在日本人辦的基督青年會做事。1925年底，陳養山經人介紹與鮑君甫認識，且向鮑君甫學習日語。陳養山作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發行科長，經常將書報送給鮑君甫。鮑君甫將其譯成日文，所獲頗豐，兩人遂成好友。
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成立后，時任調查科總干事的楊劍虹和鮑君甫是老鄉，他邀請鮑君甫加入。鮑君甫心里很矛盾，既想為國民黨做事，又不愿得罪共產黨，便將這種矛盾心理坦誠地告訴了陳養山。陳養山考慮他是國民黨左派，對共產黨有一定的同情，可以爭取利用，便連夜將情況寫成材料，經過中共閘北區委向黨中央報告，建議同鮑君甫建立工作關系。
周恩來仔細研究了陳養山的報告，認為鮑君甫雖在政治上不可靠，但在隱蔽斗爭中非常重要，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開展。周恩來指示陳賡了解相關情況。陳賡先約陳養山談話，詳細了解鮑君甫的情況；接著又同陳養山與鮑君甫面談。陳賡認為鮑君甫同情革命，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產黨朋友融洽相處，可以作為內線。經過中共中央謹慎考慮，同意鮑君甫為黨工作。為了方便陳賡工作，周恩來將陳養山調入中央特科，由陳賡單線聯系，并派中共黨員連德生作為鮑君甫的保鏢。
在中央特科的協助下，鮑君甫頗得楊劍虹、陳立夫等人的信任。1928年七八月，楊劍虹涉及貪污案自殺。10月，鮑君甫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上海特派員。
1931年4月，顧順章叛變。中共中央立即派陳養山對鮑君甫作了氣節教育，并稱：不管形勢怎么變化，共產黨是不會忘記你這個朋友的。鮑君甫入獄后，三緘其口，沒有暴露共產黨的秘密。
“虎穴”辦起通訊社 “煽風點火”挖情報
1935年9月，上海臨時中央局派陳養山到重慶，協助陳昌開辟情報陣地。
陳養山到達重慶后探聽到四川實力派人物、四川省財政廳廳長劉航琛辦的新四川通訊社因效益不好擬停辦。陳養山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時辦過通訊社，深知用通訊社作掩護搜集情報的作用。于是決定同劉航琛取得聯系，接辦這個通訊社。經協商，通訊社優先轉發劉航琛一方的新聞稿，劉將新四川通訊社社牌、印章無償交給陳養山。
擔任總編的陳養山將值錢的東西全部賣掉，用作通訊社的活動經費，以致自己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，有時一天只吃一個燒餅。為了給新四川通訊社找個“靠山”，解決經費和情報來源，陳養山決定同國民黨重慶行轅政訓處建立聯系。
經協商達成協議，陳養山做政訓處義務情報員，給政訓處提供一些情報；政訓處每月給100元作為通訊社的經費。自此，新四川通訊社打著重慶行轅政訓處這塊招牌開展情報活動。為了提高通訊社影響力，陳養山還把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廣播“改頭換面”，寫成“本社專電”；又利用原來在上海報界的舊關系，從上海寄來一些特約稿或“專電”，以致許多報社爭先采用他們的稿件。
通訊社還利用敵人各派系的矛盾，引發內耗。如重慶市政府秘書黃應乾為新市長李鴻混修建公館強占民房事，是憲兵三團團長袁家佩偵悉的，經由通訊社曝光后，引起重慶市政府與憲兵三團互斗。又如軍統與中統爭奪國民黨重慶市黨部領導權，通訊社發稿揭露，結果引起雙方斗毆。
新四川通訊社還獲得了大量軍事、政治、經濟方面的情報，如國民黨中央和地方軍閥的動向，國民黨軍部、黨部與地方各派系之間爭奪權力的情況，重慶經濟界與浙江資本家的矛盾等。
1937年，由于通訊社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，引起了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懷疑，通訊社的工作被迫結束。
輾轉敵營16年，從未被捕成“福將”
陳養山從中央特科創建到1940年回到延安，共16年的敵占區情報生涯。其間，輾轉于武漢、上海、天津、重慶、成都、西安等地，從未被逮捕過。
1931年初，中央特科準備在北方開展工作，秘密情報關系是北洋軍閥時期的國會議員胡鄂公。胡請求楊獻珍為其助手，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。4月，順直省委遭到破壞，一些同志被捕。6月，中共中央命陳賡、陳養山赴天津營救被捕同志，并調查叛徒的情況。
陳賡和陳養山化裝成商人，住在交通旅社，半個月后和楊獻珍接上關系。陳賡和陳養山在交通旅社住了個把月，恐久住惹人生疑，陳賡住進一所新出租的民房；陳養山搬到大同公寓，與楊獻珍同住，協力進行營救工作。一天清早，楊獻珍在報紙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濟會被破壞的消息，趕緊告訴陳養山。陳養山果斷撤離，并通知陳賡，避免了危險。楊獻珍到北平找劉少白商議營救同志的事情，不幸被捕，營救工作被迫停止。
8月下旬，天津黨組織有個姓鞠的黨員和陳賡取得聯系，陳養山與其住在一起。9月初，陳養山讓老鞠去買報紙，本來只需十分鐘，但天黑也沒回來。陳賡到后，兩人判斷肯定出了問題，于是陳養山馬上撤離。第二天，在天津同志處得知老鞠已經被捕。
陳養山為什么能夠稱為“福將”？羅青長認為并非他有什么訣竅，而是由于他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，正確的政治方向，靈活的斗爭藝術和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。
